如果在每個店鋪前駐足大約三分鐘，你至少需要24小時才能逛完華豐食品城。

坐落于成都的華豐食品城曾是西南地區最大的酒水集散地，承載過許許多多酒業人的夢想。換址、擴張，過去的二十年間，一波波的酒水商在這里成長起來，奔向廣袤的天地。

然而，這兒的酒水批發生意，仍然無奈的滑向了沒落。

(為保護受訪者，文中酒商均為化名)

酒商大逃亡

走進華豐食品城，一派忙碌的景象映入眼簾：各地零售商在大大小小的店鋪中穿梭，和店主商議折扣。店員們則將貨物打包，搬運到“貨拉拉”的車廂上。

盡管線上新零售、直營連鎖等渠道模式正在不斷涌現，但批發市場在流通渠道中的戲份依舊很足。不過，與前兩年相比，酒類批發門店明顯的變得稀稀落落起來。

“經過幾輪的洗牌，這里的酒商數量已經大不如前。2018的樣子還有100多家，現在只剩一半了。”在華豐食品城賣了近十年酒的張華說道。

退場的原因，當然是不掙錢。

“之前吧，雖說有線上銷售的沖擊，但靠著多年的關系和人流量，我們也能走薄利多銷的路子。但新冠這么一鬧，大部分人不要說掙錢，能平得了房租、水電就阿彌陀佛了。”張華如是說。

原來在華豐食品城門口開店的酒商王翔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：“去年年初，食品城關了將近一個半月的門。復工以后，生意就一直不好。除開九、十月份，一天能賣10箱酒就算是生意好的了，有的時候，一天下來一單都開不了。”

王翔告訴記者，2020年，他的營收比去年縮水了差不多60%。

更讓王翔憂慮的是疫情的不確定性：“人群密度這么高，萬一出現一例，說不好又要關門。折騰這么幾次，流失的固定客戶量是很恐怖的。”多方考慮后，去年的中秋、國慶一過，王翔就把店鋪搬到了幾公里外的街邊，雖然無法再享受批發市場所帶來的便利，但租金成本也下降了不少。

而另一位搬走的老板，則把矛頭指向了線上。

“現在經銷商真是不好干了。就算是我很好的朋友來找我拿貨，我都不敢保證給到他的價是最低的。有些平臺上的價格，比我的進價都低。”面對記者，做啤酒出身的李光大倒苦水。

“所以，一般的朋友，我都推薦他們去網上買。”李光說，本來他講究的就是一個薄利多銷，現在線上平臺和他打價格戰，為了降低成本，他只能往租金更低的地方轉移。

除此之外，逼迫酒商們從批發市場撤離的還有廠家的原因。

四川某濃香酒廠老板坦言，雖然他的酒廠規模不大，但這幾年也不怎么考慮到批發市場去招商了。原因主要有兩點：一是批發市場的酒商大多數都是薄利多銷且體量不大;二是現在基本以團購為主要渠道，流通市場除了大單品以外，幾乎難有較大業績。與其費勁維護，還不如下大力氣開發團購市場。

貴州某頭部醬酒企業的四川負責人則認為：“市場上的主流、暢銷品牌一般都會對批發市場采取回避策略。批發市場的加價率很低，賺1元錢就賣。比如某四川濃香名酒的廠價提了好幾次，華豐食品城的酒商才提了2元錢，嚴重破壞了價格體系和市場秩序。現在，批發市場的正面用處基本就是消化淘汰產品、積壓產品。”

主營某口糧酒的薛亮此前在華豐食品城開店。2019年，他接觸到了一個線上銷售平臺，嘗試之下，第一周就出了500箱貨，他的供應價在105元一件，拿貨價則在85元左右。兩相對比，薛亮決定主做線上。

既然決定轉戰線上，那么就沒有必要擠在批發市場了。2019年7月，他搬遷店鋪并開始數字化轉型。

當然，沒有什么是一帆風順的。2020年，由于疫情的原因，越來越多的酒商開始涌入這個平臺，加之平臺方開始收費，薛亮也就停掉了合作，選擇新的平臺。薛亮坦言：“我的原則是：平臺不收費，平臺不亂價。”

免費的東西，往往也是最貴的東西。薛亮知道這一點，也有相應的心理準備。

相比之下，王剛則要幸運一些。從華豐食品城跳出來后，他和朋友合伙開發了一款醬酒，從批發商轉型成了團購商。雖然去年疫情期間銷售慘淡，但在進入6月份后，卻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。

“關鍵還是要選對方向。現在很多客戶越來越看重產品本身、產品價格、服務質量、送貨速度，對上門推銷的關注度越來越低。批發商憑借人際關系建立起來的客戶資源正在貶值。也正是這個原因，我才決定要從批發市場里跳出來。”王剛說。

記者手記

華豐食品城酒商撤退的背后，反映著酒水批發市場功能弱化的現實，而疫情，則無異于催化劑。

然而，批發市場酒商的逐漸消失，也意味著更多新模式的出現，一如能量守恒定律。

離開批發市場，不見得就離開到了酒業。不止是易久批、1919隔壁倉庫等平臺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，風口之上的社區電商也打起了收編他們的主意。

其實，撤離也是酒商們主動尋求出路的積極表現之一。雖然選擇的方向并不一定正確，但正是在這樣的嘗試之下，行業的生態才得以不斷前行。